中国书画师古与创新的探讨
2022-12-13 11:27:16   来源：   评论：0 点击：

美术评论家  孙亚杰（左一）

    精研古法的提出

    在“五四”时期，美术的“革命”与“改良”两个概念，大抵是一个意思。在陈独秀《美术革命》一文中，“革命”与“改良”完全是同义语。美术没有类似“文言”与“白话”那样的区别。 

    1919年5月4日前夕，陈独秀在其主编的《新青年》刊载文章，提倡民主与科学(德先生与赛先生)，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，支持白话文运动，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。 1917年1月，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文中提出：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。《新青年》实现自己的主张,全部改用白话文。5月,鲁迅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狂人日记》，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。白话文运动，遭到一些支持文言文的学者的猛烈攻击。在这种形势下,鲁迅先后发表了《估学衡》、《答KS君》、《再来一次》等文章，大抵采取“以毒攻毒”的方法,用古文做文,证明鼓吹文言的人实际自己也做不通古文，错用典故。

    五四运动以后，中国出现了更多的美术学校，美术社团，美术刊物，美术史论著述。其中特别重要者：

    一是以上海为主张发祥地的蓬勃的“洋画运动”，归国留学生成为西画传播的主力军；

    二是传统中国画取得突出成就，出现了齐白石、黄宾虹等一批杰出画家；

    三是以徐悲鸿、蒋兆和为主要代表的写实人物画获得突破性进展；

    四是鲁迅倡导的新木刻运动，以及他所提倡的“为人生而艺术”的思想产生了有力影响。这些成绩的取得，得益于“五四”精神的发扬。

    陈独秀的《美术革命》，主旨是“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，以改良中国画”。康有为在《万木草堂藏画目》，主张“以院体为画正法”，

    徐悲鸿发表《中国画改良论》，他提出的“改良”方案是：“古法之佳者守之，垂绝者继之；不佳者改之；未足者增之；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。”

    上述各家主张可归纳为：一、提倡美育，发展美术事业；二、重估中国画史，褒院体而贬文人写意；三、提倡学习西方写实美术，以其“科学方法”改造中国画；四、否定摹仿风气，强调个性与创造。这些，基本概括了《美术革命》的内容和指向。

    与《美术革命》异同的是提倡“发扬国粹”，著名的有金城、陈师曾、林纾、萧谦中、萧俊贤、王一亭、黄宾虹、顾鹤逸等。

    曾留学英国学法律、担任过国务院秘书，对创建中国第一个国家博物馆（北京古物陈列所）做出贡献的国画家金城，应蔡元培之邀在北大画法研究会发表演讲，批评明清绘画“剿袭摹仿”而不“以造化为师”，提出“工笔固未足以尽画之全能，而实足奉为常轨；写意虽亦画之别派，而不足视为正宗”的主张。

    金城联合陈师曾、周肇祥等，并征得徐世昌的支持，创立以“精研古法，别采新知”为宗旨，融创作、教学、展览交流为一体的中国画学研究会。其旨趣有别于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，但其骨干陈师曾、贺履之、汤定之、胡佩衡等，都曾兼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，它们的关系可以用“和而不同”来形容。

    陈师曾以白话、文言两种文体发表《文人画的价值》，从论理、画史、古今中外比较各个角度论述文人画的价值，在他看来，文人画“首重精神，不贵形式”。以人品、学问、才情、思想为要素，“能感人而能自感”。文人画的代表人物元四家“皆品格高尚、学问渊博”，“上继荆关董巨，下开明清诸家法门”。文人画的谨严、精密、矜慎、幽微、深醇。

    画家赵浩公、潘致中等人认为中西文化各有其特异之处，我们的国画，就是中国传统的艺术，我们要树立国画的宗风。

孙亚杰作品

对书画家来说，最宝贵的传统是个性风格，有责任感，兼容并包，尊重与发扬传统的态度。“发扬国粹”提倡“国粹”的学者和艺术家，我们并不拒绝借鉴西方文化。

    《荀子·礼论》：积厚者流泽广，积薄者流泽狭也。中国传统文化积累的功业越深厚，则流传给后人的恩德越广。

    “积厚流光”这四个字是金城先生提出的“精研古法，博采新知”精义内涵的延伸。我想“积厚”就是对深厚的传统文化的一种学习研究，一种文化积淀；“流光”是在漫长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中，创造出五光十色的文化与艺术的光彩，“积厚流光”恰恰体现了文化传承的内涵与发展的意义。

从书法方面说起

    王羲之所作的《兰亭序》独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。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的代名词，无论是在学术界，书法界、民间，王羲之的影响无人可及，他在书法技法是集大成，开了一代新风。

    《兰亭序》是“书圣”王羲之的代表作品。王羲之出生于东晋著名的簪缨世家—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豪门，因此，王羲之也有空闲研习书法。他曾先向卫夫人学习，随后改师叔父王廙。王羲之正书、行书宗尚钟繇，草书效法张芝，博采众长，精研字法体势。

    《兰亭序》是在王羲之微醉间，即兴挥毫作序，这就是《兰亭序》。据说当时王羲之写完之后，又重写几篇，都达不到这种境界，但王羲之能够创作出千古佳作更是一种必然。因为魏晋时代是人的自觉时期，也是书法等艺术发展的自觉时期。楷行草书蓬勃发展，并经钟繇、张芝等书家之手日臻成熟，王羲之刻苦习书，继承钟法，变化旧体，成为一代大家，因此他才能书写出流传千古的《兰亭序》。

    康有为在其集大成的碑学经典著作《广艺舟双楫》中，还大加褒扬这位帖学书法的祖师爷。

唐太宗，爱美女更爱书法

　　唐太宗一生中的妃嫔众多，不光爱这些后宫美人们，他在书法上的造诣也是值得称赞的。在我国书法史上，唐太宗李世民也取得了非凡成就，是第一个以行书写碑的书法家。

　　唐太宗全力推崇王羲之，重视书法教育，尊王羲之为书圣，并亲自撰写《王羲之传赞》，确立了王羲之在初唐时独尊天下的地位，决定了初唐书法的发展方向。向电视剧《武媚娘传奇》中，徐慧勤练  王羲之《兰亭序》，只为博得唐太宗欢喜，唐太宗对于书法的热爱也影响到了武则天对书法的造诣。

孙亚杰作品

　　为了提高书法艺术的水平，唐太宗还设立弘文馆，书法教育机构，传习书法，唐太宗还将书法列为科举考试录取人才的重要一科，明订“楷法遒美”为科举标准。他经常与大臣虞世南、欧阳询、褚遂良书法家等切磋书艺。

　　唐太宗还以智永、王羲之法书为师，精研古法。流传至今的作品有《温泉铭》和《晋祠铭》。

　　我国书法史上，以行书刻碑的首创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。《温泉铭》便是以行书入碑的代表作。　　

　　《晋祠铭》全称《晋祠之铭并序》，唐太宗御制御书《晋祠之铭并序》，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一块行书碑，也是目前唯一传世的唐太宗李世民书法真迹碑刻。《晋祠之铭并序》被后世书家认为是仅次于《兰亭序》的行书作品。

    楷书在魏晋时称之为“正书”、“真书”，到了唐朝楷书成了固定形式，唐代的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欧阳询、颜真卿、柳公权和元代的赵孟頫，把真书的技法发挥的如此丰富多彩、淋漓尽致。

    唐代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的高峰，更是书法名家辈出的时代。“唐人尚法”，书法史流行的楷书五体。欧体、褚体、颜体、柳体、赵体前四家都是唐代人；有草书的最高境界……狂草张旭；有书法理论家孙过庭、张怀瓘。

    颜真卿早年向张旭学习书法的笔记《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》。

    颜真卿叙述了得到张旭笔法的不易：一是颜真卿两次求师笔法。即人或问笔法者，皆大笑而已，皆不蒙传授，即对以草书，颜真卿叙述了得到张旭笔法的不易：张旭只给作品，不作正面回答，更可以看出笔法的珍贵。第二次，张旭把攻草书和草书用笔妙诀，无隐地告诉了颜真卿。

    字到底怎么写笔画，临帖，就是仔仔细细的、按部就班的模仿古人写字的笔画。把古人的习惯动作变成你的习惯动作。所谓魏晋笔法唐人尚法也好、欧颜柳赵、谁家的笔法也好，都是他们的习惯而已。

    面对古人写的字，我们通过笔锋行迹分析，就能分析出来当时他们写字的动作，这样运笔的。如：“金”字，波（撇），第一步落笔倾斜45度，侧锋行笔，收笔中锋。（磔）捺，中锋入笔到末端处，笔锋向上收笔。

    中国的书法是建立在“技法”之上的艺术，书法终究是练出来、要下功夫的练，历代书法家的故事离不开一个“勤学”、一个“苦练”字。竹竿半尺羊狼毫，一张宣纸点线面，松烟一滴分五色，水墨淋随心到。中国人用手握住七寸六的筷子、灵活自如，却练不好一根细竹竿？“欲学惊人艺，须下苦功夫”。